一 失去的屬國
李鴻章
越南古稱交趾、交州、安南，中國宋以前歷代王朝均設郡府管轄。五代後晉時，歸南漢政權管轄的交州發生變亂，愛州（今越南清化）牙將吳權出兵討平，西元938年，吳權在海門鎮設伏邀擊，打敗南漢靜海軍節度使劉弘操，自立為王，這是安南獨立的濫觴。元末戰亂時，安南趁機從中國版圖脫幅，一度發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銅柱二百餘裏，霸佔丘溫、如嶅、慶遠、淵、脫等五縣。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曾曉諭安南陳朝國王陳日焜，令將五縣之地返還思明土司，但陳朝此時由國相黎季犛掌權，他脅迫國王陳日焜，稱兵拒命。朱元璋以戰爭方息，重在安撫，不願再起干戈，於是置之不理，安南從此處於半獨立狀態。1407年中國明朝出兵滅胡。在越南廣置府縣。越南又歸入中國統治。越南18世紀前，越南官方文字採用漢字及越南根據漢字創造的喃字。越南歷史記載一律採用漢字，越南以奉中國做宗主國為榮，尤其是西元1454年中國明朝皇帝正式冊封黎仁宗安南國王后，歷代新君執政，只有得到中國政府的冊封才能算是正統。作為中國的藩籬，越南統治者對中國稱安南國王，而對內則自稱大越皇帝。
19世紀法國天主教勢侵入越南。英法對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法國開始武力侵佔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稱為交砃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淪為法國殖民地。接著就由西貢出發探測沿湄公河通往中國的航路，在發現湄公河的上游瀾滄江不適於航行後，即轉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稱為東京)，企圖利用紅河作為入侵中國雲南的信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國派安鄴率軍百餘人侵襲並攻陷河內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國王阮福時請求當時駐紮在中越邊境保勝地方(今老街)的中國人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協助抵抗法軍侵略。同年12月，黑旗軍在河內城郊大敗法國，擊斃安鄴，法軍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國侵略者的壓迫和訛詐下，在西貢簽訂了《越法和平同盟條約》，即第二次《西貢條約》，越南向法國開放紅河，並給予法國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種權益。1875年5月25日，法國照會清政府，通告該約內容，意在爭取清政府的承認，從而排除在歷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國在越南的影響。6月15日清政府復照，對該條約不予承認。
1882年3月，法國政府命交砃支那海軍司令李維業指揮侵略軍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佔河內城砦，進而以兵船溯紅河進行偵察，直到河內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佔産煤基地鴻基和軍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軍應援。清政府鋻於形勢變化，命令滇桂兩省當局督飭邊外防軍扼要進扎，但強調“釁端不可自我而開”。5月19日，劉永福率黑旗軍在懷德府紙橋進行決戰，李維業及副司令盧眉以下三十余名軍官、兩百餘名士兵被擊斃。法軍被迫退回河內。法國利用李維業之死，竭力煽動全面的侵越戰爭，除增援陸軍外，成立北越艦隊，調兵遣將，積極部署。8月間，法軍一面在北越加緊攻擊黑旗軍，一面以軍艦進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順化。8月25日，迫使越南簽訂《順化條約》，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法國侵略者為實現對越南的殖民統治，及早達到據越南而侵入中國西南的目的，開始以全力來對付中國。中法之間正面衝突的危機日益逼近。
越南向法國屈服的《順化條約》簽訂後，中國成為法國佔有越南的惟一障礙。法國決定消除這一障礙，立即禁絕了越南與中國的一切關係，並強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軍在內的抗法軍。於是造成了與中國直接對峙的形勢。
法國首先想用外交方式達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國政府向中國提出一個解決越南問題的方案，即以劃出一個狹小的中立區的辦法使中國撤出駐越軍隊，承認法國對整個越南的殖民統治，並向法國開放雲南的蠻耗為商埠，為法國打開雲南門戶。方案為清政府拒絕，談判毫無結果。這時，鋻於中越兩國的特殊關係和法國侵越給中國造成的嚴重威脅，清朝統治集團內部以左宗棠、曾紀澤、張之洞為代表的主戰派，力促朝廷採取抗法方針；但掌握清政府外交、軍事實權的李鴻章卻一意主和。清朝最高決策機構舉棋不定，在軍事上，一面派軍隊出關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訓令清軍不得主動向法軍出擊。在外交上，一面抗議法國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圖通過談判或第三國的調停達成妥協。這種自相矛盾的舉措，大大便利了法國的侵略部署。10月25日，法國東京海域分艦隊司令孤拔受命為北越法軍統帥。12月初，決定向紅河三角洲中國軍隊防地發動攻擊。
中法戰爭是從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戰開始的。法國的軍事行動第一個目標確定為山西。山西的防軍主要是黑旗軍，同時也有七個營正規的桂軍和滇軍。法軍于14日發起攻擊，中國駐軍被迫實行了軍事抵抗。法軍依靠優勢的裝備，16日佔領山西。
1884年2月，米樂繼孤拔為法軍統帥，兵力增至一萬六千人，圖謀侵犯北寧，籌劃給中國軍隊更大的打擊，從而迫使清統治者完全屈服。時清政府在北寧一帶駐軍約四十營，但由於將帥昏庸怯懦，互不協調，軍紀廢弛，兵無鬥志。3月12日，法軍來攻，北寧失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軍進駐興化。法國利用軍事勝利的形勢，對越南和中國都展開了進一步的政治脅迫。6月，法國政府與越南訂立最後的保護條約。清廷得悉前線軍事挫敗的消息後，以撤換大批疆吏廷臣掩飾敗績。全面改組軍機處，恭親王等被黜退，以禮親王世鐸代之。貝勒(後為慶親王)奕迖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實際大權操在醇親王(光緒帝生父)的手中。授權李鴻章與法國代表舉行和談。5月11日，李鴻章與法國代表福祿諾在天津簽訂了《中法會議簡明條約》(又稱《李福協議》)。主要內容是:中國同意法國與越南之間“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約”一概不加過問，亦即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法國約明“應保全助護”中國與越南毗連的邊界，中國約明“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中國同意中越邊界開放通商，並約明將來與法國議定有關的商約稅則時，應使之“于法國商務極為有利”；本約簽訂後三個月內雙方派代表會議詳細條款。17日，福祿諾交給李鴻章一份節略，通告法國已派巴德諾為全權公使來華會議詳細條款，並單方面規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國軍隊原駐地分期“接防”的日期。李鴻章沒有肯定同意這個規定，又沒有明確反對，亦未上報清朝中央政府。
6月23日，法軍突然到諒山附近的北黎(中國當時稱為觀音橋)地區“接防”，無理要求清軍立即退回中國境內。中國駐軍沒有接到撤軍命令，要求法軍稍事等待，法軍恃強前進，開槍打死清軍代表，炮擊清軍陣地。清軍被迫還擊，兩日交鋒，法軍死傷近百人，清軍傷亡尤重。這次事件史稱“北黎衝突”或“觀音橋事變”。法國以此為擴大戰爭的藉口，照會清政府要求通飭駐越軍隊火速撤退，並賠償軍費兩億五千萬法郎(約合白銀三千八百萬兩)，並威脅説，法國將佔領中國一兩個海口當作賠款的抵押。清政府雖然認為這是無理勒索，但仍派兩江總督曾國荃于7月下甸在上海與巴德諾談判，以求解決爭端。談判未有結果，法國重新訴諸武力。
法國派巴德諾與曾國荃進行談判的同時，繼續製造事端，再次挑起戰爭。從1884年5月《簡明條約》簽訂前後法軍攻擊基隆起，到1884年8月馬尾海戰結束為止，為中法戰爭第二階段，主要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越南北部陸上戰爭也在繼續。
法國將它在中國和越南的艦隊合成遠東艦隊，任命孤拔為統帥，乘機分別開進福州和基隆，一方面脅迫中國接受法國條件，一方面準備隨時發動攻擊，佔領這些口岸。8月5日，法艦轟擊基隆，強行登陸，中國軍隊在督辦台灣事務大臣劉銘傳統率下頑強抵抗，使法軍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機再舉。隨後，法國議會授權政府“使用各種必要方法”使中國屈服，法國政府擬定新條件向中國勒索，要求賠款八千萬法郎，十年付清。清政府沒有接受。中法外交關係正式破裂。23日，法國以先期駛入福州馬江以內的優勢兵艦向中國船艦猛烈攻擊，中國水師倉卒應戰，頃刻間，戰艦十一艘或沉或傷，官兵殉難者近八百人。法艦又炮轟馬尾船廠(福州船政局)，將其擊毀，並連日對馬尾至海口間的岸防設施大肆破壞後駛出閩江口，集結于馬祖澳。
福建海軍馬江慘敗，中國朝野震驚。在主戰輿論的壓力下，清政府被迫於8月26日正式對法宣戰。鋻於海上難以與敵爭鋒，在"牽敵以戰越為上策"的思想指導下，確立了東南沿海防禦、北圻陸路反攻的戰略方針。法軍則企圖東攻台北，西取諒山，據地為質，勒索賠款。10月初，法國遠東艦隊主力撲向台灣北部的基隆、滬尾(今淡水)，守將劉銘傳撤出基隆之兵，使法軍輕易佔領基隆；但進犯滬尾的法軍受挫，敗回海上。此後台灣戰事呈膠著狀態，法國的戰略企圖未能全部實現(見基隆滬尾之戰)。1885年1月，為打破法艦對台灣海峽的封鎖，南洋海軍派出"開濟"等5艦援臺，孤拔親率7艦進行攔擊。2月底3月初，法艦為追殲中國援臺艦隻，侵入鎮海(今屬寧波)海面，浙江提督歐陽利見督率守軍利用預設海防工事頑強抗擊，擊退入侵之敵，取得鎮海之戰的勝利。
越南北圻戰場方面，東線清軍再次出關，一度克郎甲及其以北地區，旋即遭到法軍反攻，連戰失利，于1885年2月下旬全部退入廣西境內。再度入越的西線清軍在雲貴總督岑毓英的指揮下，發起宣光之戰，1884年12月～1885年3月，以主力圍攻宣光，頓兵堅城之下，未能破城，法軍援兵大至，不得已撤圍休整。3月23日，滇軍和黑旗軍于臨洮附近大敗法軍，西線局勢才有起色。與此同時，東線清軍在幫辦廣西關外軍務老將馮子材的正確指揮下，依託鎮南關(今廣西友誼關)內關前隘附近有利地形和野戰防禦工事，于3月23～24日取得震驚中外的鎮南關大捷，扭轉了戰局。之後，東線清軍乘勝剋復諒山，並向南挺進，前鋒進逼郎甲、船頭(今陸岸)一帶。
離越南最近的地方憑祥，位於中國西南邊陲的中越邊境上，沒有另外一個城市比憑祥更能作為中越關係的歷史見證，市西南約18公里的“友誼關”名字的變遷便可作證明。友誼關始建於明末，時稱鎮夷關，明末為鎮南關。清時老將馮子才曾於此抗擊法軍，取得鎮南關大捷
戰爭結局與中法議和中法戰爭中，雙方逐次增加兵力，法軍總兵力最多時約2萬餘人，武器裝備先進，特別在水面艦船方面居明顯優勢；清軍參戰兵力則達十余萬人，但主要以陸軍為主，武器窳劣，冷兵器仍佔相當比重。中國軍隊取得了數次作戰的勝利，特別是鎮南關大捷，沉重打擊了法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發動此次戰爭的茹費理內閣被迫於3月31日辭職。然清政府未能充分利用當時的有利條件，發展大好形勢，反而採納李鴻章等人"乘勝即收"的主張，于4月4日與法國簽訂《停戰協定》，隨即強令前敵將領限期停戰撤兵。6月9日，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巴德諾于天津簽訂屈辱的《中法新約》(即《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清政府承認了法國與越南訂立的條約，放棄了對越南的宗主權。
至此，中國永遠失去了這個曾經的屬國。
胡志明市
二 共同革命
19世紀末，法國已經把越南變成它的殖民地，除了橫徵暴斂之外，又在越南加緊進行以掠奪為目的“開發”活動。廣大農村日益凋敝，廣大農民紛紛破産，淪為廉價勞動力，飽受著極其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
胡志明誕生和成長在越南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胡志明來到巴黎。探索救國的真理。
1920年12月，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法國社會黨在都爾召開代表大會，社會黨發生分化，左翼社會黨人退出社會黨，成立了一個屬於第三國際的法國共産黨，胡志明認識到只有共産黨才是為各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而鬥爭的黨，成為法國共産黨的首批黨員之一。
當時，在巴黎的中國黨、團組織，機關是合一的，領導機構也是統一的。總部設在巴黎南部義大利廣場附近的戈德弗魯瓦街17號一家旅館內，中國旅歐黨、團組織建立後，曾派人同法國共産黨、法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聯繫。法國的黨、團組織曾派人給中國同志做報告。法國共産黨組織和領導的、活動，也常常吸收中國同志參加。於是，就在這洋的交往活動中，胡志明與中國黨旅歐支部的負責人周恩來結下了深厚的戰鬥友誼。1956年11月21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內歡迎周恩來總理首次正式訪問越南的宴會上，曾當眾介紹周恩來説：“周恩來是我的兄弟，我們曾在一起共甘苦，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30多年來的親密戰友。”
1923年年底，胡志明從巴黎來到莫斯科，在東方大學學習，並進行理論研究二作。在莫斯科期間，胡志明曾主編《中國和中國青年》一書。張太雷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駐少共國際的代表，為胡志明撰寫這本書提供了許多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活動情況的文件和材料。
1924年底，胡志明離開莫斯科，來到中國的廣州。當時由於中國共産黨實行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廣東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成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胡志明來到廣州的時候，正是以廣州為中心的中國革命搞得熱火朝天的時候，胡志明一面積極參加中國的大革命，一面通過多種渠道，領導著越南人民的鬥爭。
在中國共産黨在廣東的組織的支援和幫助下，胡志明在廣州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和舉辦特別政治訓練班，應胡志明的邀請，周恩來、張大雷、陳延年李富春、彭湃以及領導省港大的一些同志，曾到特別政治訓練班講課，當時周恩來是中共廣東區委常委，並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利用這個條件，胡志明在舉辦訓練班的同時，還挑選了一些優秀青年到黃埔軍校進修，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學習軍事、政治。其中一名學員回憶説：“那時候，中越兩國的革命者真是志同道合，親如兄弟。當時政治訓練班沒有飯堂，我們每天都來農講所吃飯，常常和中國同志一起唱‘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隨後，胡志明帶領學成的學員回國鬧革命。
胡志明根據共産國際的指示，于1929年10月由泰國赴香港，準備以共産國際東方部委員和東南亞司負責人的資格召議，將越南的三個共産主義組織統一成一個共産黨。在中國共産黨廣東省委在香港的秘密組織的幫助下，“統一會議”于1930年2月3日在香港九龍城舉行。在胡志明的直接領導下，各個共産主義組織的代表經過認真的討論和協商，最後一致同意把三個共産主義組織合併為一個無産階級政黨，取名為越南共産黨。
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正式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9月3日，法國向德國宣戰。1940年9月22日，日本派兵攻打諒山，同時以6000名軍隊在海防附近的涂山登陸。經過在越中邊境地區幾個小時的較量，越南總督戴古慌忙向日軍投降，接受日本對印度支那的控制。從此，越南的控制權易手。
1941年2月，越南人民的領袖胡志明回國，在高平省北坡建立印支共産黨中央的秘密指揮機關。在這裡培訓幹部，發展組織，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遊擊戰爭。武元甲(後任越南武裝力量總司令)等人則繼續留在中國的廣西靖西，鞏固和發展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
北坡遊擊根據地，屬越南高平省河廣縣，與中國廣西靖西縣和那坡縣毗鄰。從30年代開始，越南革命分子黃國雲、黎廣波、陳山洪等，就在靖西、那坡縣越中邊境進行革命活動，結識了不少中國邊民，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依靠中國邊民的幫助，越南革命分子開闢了從北坡到中國廣西的若干條交通線。每一條交通線，都有中國邊民的家作為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聯絡點。
北坡遊擊根據地1941年底成立了12個武裝工作隊，1941年2月、9月和1944年2月，相繼成立了越南救國軍3個中隊。1944年12月，成立了由遊擊隊骨幹組成的越南解放軍宣傳隊，集中大部分武裝為成立主力部隊打好基礎。
1945年6月4日，越南救國軍與越南武裝宣傳隊合併為越南解放軍。在高平和北山開創了兩塊遊擊根據地，高平革命根據地由胡志明、範文同、武元甲、黃文歡、武英等人領導。北山一武崖根據地由馮志堅、梁文芝和朱文晉等人領導。1943年，這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為後來的解放區的誕生創造了條件。
1945年8月11日，日本帝國主義宣佈無條件投降。越南人民總起義的客觀條件成熟了。從8月14日至18日，高平、北?、諒山、宣光、太原、安沛、富壽、北江、永安、福安、北寧、河東、山西、海陽、興安、建安、寧平、太平、清化、義安、河靜、廣義、慶和、美萩、沙瀝等省的城鄉軍民，紛紛舉行武裝起義，並先後奪取鄉、縣以至省一級的政權。8月16日，由武元甲指揮的一支解放軍從新潮出發，解放太原市。8月19日、23日和25日，河內、順化和西貢三大城市相繼解放，8月13日，阮氏王朝的末代皇帝保大被迫退位，把這個王朝統治的象徵——金印和鑲有五顆寶石的金劍交給越南臨時政府。
1945年9月2日，臨時政府宣佈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獨立。在河內巴亭廣場的50萬人慶祝大會上，胡志明主席宣讀了《獨立宣言》。就在同一天，中國政府接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
在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會議上，同盟國美、英、蘇決定把印度支那分為兩個受降區，以便在日本投降後進來解除日本軍隊的武裝。北緯16度線以南由英軍負責；16度線以北則由蔣介石軍隊擔任。
在當時的越南土地上，有6萬多日本軍隊，而且還有新近開進來的20萬蔣介石的軍隊，5000名英印軍隊，與此同時，幾萬法國遠證軍也陸續開了進來，在印度支那吃了敗仗的幾千名法軍又被重新武裝起來，準備恢復對越南的統治權。
1946年2月28日，中法簽訂了協定。中方承認法國在印度支那的保護權，以換取法方把上海、漢口、廣州的租界和廣州灣交還中國。並把滇越鐵路轉賣給中國。
抗戰初期，越南政府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制止法國侵略，採取了以和求進的策略，與法國進行談判。1946年3月6日，越法雙方簽訂了“初步協定”；9月14日，又簽訂了“臨時協定”，從而出現了近一年的緩和局面。但是，1946年12月19日下午，法軍開始向河內發動總攻擊。至此，法國已完全撕毀了和平協定，對越南發動了全面戰爭。
經過4年的戰爭，法軍始終無法消滅在深山中的越南遊擊隊，1949年9月，在中國的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胡志明主席派人來中國同中共中央直接聯繫，並請求援助。後來，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南下的勝利進軍，中越邊境的交通線終於建立起來了。
1950年1月14日，胡志明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莊嚴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是越南全體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為了人民的普遍利益，越南民主共和國準備與任何願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國家主權及領土的基礎上與之合作的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以謀共同保衛世界的和平與民主。”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國外交部長黃明鑒致函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宣佈“承認毛澤東主席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交換大使”。周恩來總理于1月18日復函越南外長黃明鑒，表示歡迎中越兩國建立外交關係。於是，中國成為第一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國家。
至此，中越兩國共同革命共同建國的階段結束，應該説，越南的獨立建國運動是和中國的大力協助分不開的，沒有中國，就沒有越南獨立。
三 中國顧問，揚威越南
很多人都知道我國上個世紀50年代的抗美援朝，但説起援越抗法，則知之甚少。50年代初，我國曾經派遣以韋國清為團長的中國軍事顧問團，援助越南的抗法戰爭，這是一段鮮為人知的史實。
1950年1、2月間，印度支那共産黨(次年改稱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訪問蘇聯，與史達林和當時在蘇訪問的毛澤東商討有關越南革命的重大問題。毛澤東、胡志明返回北京後，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授越請求，其中包括給予軍事物資援助和派遣軍事顧問團幫助越南抗法戰爭。
中國顧問團4位首長：（左起）梅嘉生、鄧逸凡、羅貴波、韋國清
為了支援兄弟黨和友好鄰邦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中國共産黨在中國革命剛剛取得全國勝利、正面臨各種困難的情況下，毅然作出決定援助越南。在物資和軍事上給予無償幫助，並立即派遣羅貴波為中共中央聯絡代表赴越，與印支共協商援越抗法的重大事宜；派遣以韋國清為團長，梅嘉生、鄧逸凡為副團長的中國軍事顧問團，協助越人民軍指揮作戰和幫助越軍建設。隨之又派陳賡為中共代表，赴越協助指揮打開中越通道的邊界戰役和負責統一處理對越軍事援助的有關事宜。4月間，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從全軍選調有一定實戰經驗和政治水準的各類幹部59名，連同其他工作人員共281名，組成軍事顧問團。
7月，軍事顧問團在南寧正式成立，為便於保密，軍事顧問團不對外公開，以“華南工作團”為代號。7月上旬，陳賡率從二野選調的軍事顧問人員從雲南方向入越。隨後8月11日，軍事顧問團從廣西靖西進入越南，于8月12日拂曉抵達越南高平省廣淵越軍總部。中國軍事顧問團在聽取越軍總部關於越人民軍情況介紹和對顧問團的工作建議後；宣佈了組織分工：顧問團下設軍事、政治和後勤顧問組；韋國清任越南總軍委和越軍總司令顧問，梅嘉生任軍事顧問組組長，鄧逸凡任政治顧問組組長，馬西夫任後勤顧問組組長，並分別擔任越軍總參謀部、總政治局和總供給局顧問，同時向越人民軍的3個主力師派出了顧問組。
9月16日，邊界戰役打響，經過七晝夜連續激戰，越軍全殲了法軍兩個精銳兵團3000余人，解放了高平，並乘勝攻佔了七溪，那岑、同登、諒山、亭立、安州等地的法國侵略軍紛紛撤逃，駐守老街、沙巴的法國軍隊和進犯太原的軍隊也被迫撤離，當時美國國際合眾社報道：“法國在中越邊境3500人的精銳部隊，遭受在新中國受訓和武裝的越盟軍隊的強大進攻。法軍大部分被消滅，在與中國接壤的邊境約250英里地區，法軍已完全沒有防衛力量。這是法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軍事失敗：”11月1日，陳賡完成既定任務後回國。
1951年6月，京平戰役結束後；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因病回國休養，鋻於他暫不能回越南工作，1952年5月29日，中共中央任命羅貴波(援越政治顧問團團長)兼任軍事顧問團團長，梅嘉生為第一副團長，鄧逸凡為第二副團長。6月16日，軍事顧問團與政治顧問團機構合併。同時，應越方要求，中共中央決定，又從人民解放軍中陸續選調10余名師團幹部赴越，充任人民軍各總部和師級機關顧問。根據聶榮臻等同志建議，12月6日，經毛主席批准，將韋國清、羅貴波所率幹部合併組成顧問總團，羅貴波為總顧問，設一副總顧問負責軍事方面的工作；為便於工作與歸口管理，195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韋國清為軍事總顧問，負責幫助越人民軍作戰和軍隊建設工作，羅貴波為政治總顧問，負責幫助越南地方黨政建設和政策方面的工作。不久軍事顧問團與政治顧問團機構分開。10月25日，韋國清病癒返越；隨即與越方研究冬季作戰，幫助越軍研究攻取萊州，並進攻上、中、下寮和西原北部地區的冬季攻勢作戰部署。
韋國清
1953年11月20日，法軍空降奠邊府的消息傳到越北越南勞動黨中央根據地時，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副團長梅嘉生和作戰顧問茹夫一正在越軍總部參加師以上幹部會議，以確定未來旱季作戰計劃的實施方案。這次會議從19日持續到24日。
“絕妙的戰機出現了！”一個念頭馬上從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腦海裏跳了出來，副團長梅嘉生也幾乎同時得出相同的結論。
“這是一個好消息！”越軍副總參謀長黃文泰也認為：“它意味著，我們已經成功地把6個營的法國傘兵從紅河三角洲調動到了越西北，調到了奠邊府。接下來，就應該把他們釘在奠邊府，並且把更多的法軍吸引過去。”越軍總部會議立即改變議程，商討奠邊府戰局。
黃文泰事後回憶，當時的會議對法軍作戰動機提出了幾種設想。因為越軍已經佔領了西北地區90%的地域，一種可能是法軍要在西北守住萊州和奠邊府，互為支援。另一種可能是法軍將只守其中之一；如果只守一地，那麼他們可能選中的是奠邊府。再有一種可能是法軍虛晃一槍，然後很快從這兩處撤走，重演去年秋天法軍固守西北盆地那産，在消耗越軍後全部從空中撤走的故事。
不管怎麼設想，法軍空降奠邊府都是一個天大的錯誤。納瓦爾將一個千載難逢的戰機拱手托出，它至少説明，納瓦爾若不是對越軍新增添的重炮和高射炮力量毫無所知，就是估量得太低了。3個月前，西進的越軍主力憋足勁要打那産，那産之敵卻于8月間突然消失。眼下，越軍手裏有了中國裝備的榴彈炮團和兩個高射炮營，正好可以用來打奠邊府。越軍應該抓住天賜良機，迅速開向奠邊府，實施重大戰役。在這一點上，越軍總司令武元甲、副總參謀長黃文泰和韋國清、梅嘉生、茹夫一想到一起了。
問題僅僅在於，納瓦爾佔領奠邊府要幹什麼？越軍除了已經確定要開向越西北的兩個半師3萬餘人，還要不要增添新的力量？
韋國清、梅嘉生的警衛員劉煥成、周洪波發現，得知了法軍佔領奠邊府的消息後，韋國清、梅嘉生、茹夫一顯得相當興奮，在辦公室進進出出。韋國清住所的燈光一直亮到淩晨。韋國清的睡眠很不好，為了不打擾他休息，軍事顧問團工作人員取消了早操。
韋國清在陳毅、粟裕統帥下的第三野戰軍中有“小諸葛”之稱，他的睡眠之差也是很有名的。用他自己的話説：“一打起仗來，我幾天幾夜不眠是很平常的，經常是打完一個戰役才有一個好覺。”所以，參謀人員在韋國清睡覺時因軍情緊急而叫起他來都成了一個習慣，因為這時他們往往解救了正因無法入睡而苦惱的韋國清。
韋國清的信念非常堅定：越軍應該直向西北與法軍決戰，為此必須取得武元甲的同意。梅嘉生完全支援韋國清的意見。
韋國清很快接到了來自北京的回電，解放軍總參謀部贊同越軍主力去西北實施大戰役的決心。胡志明主席也同意武元甲向他做的報告，他要求越軍總軍委擬訂更詳盡的計劃，然後由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作最後決定。
11月23日，武元甲在各師師長參加的高級軍事會議上就法軍空降奠邊府以後的軍事行動作了部署，提出了冬春作戰的總方針。
韋國清在會議上也講了話。他指出，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毛澤東曾長期經營中國西北的陜甘寧地區，在那裏生活了13年，最後依託西北根據地奪取了全中國。他希望越軍官兵以此為借鑒，充分重視即將在西北地區展開的重大戰役。
在這段時間裏，韋國清、梅嘉生特別注意集結在紅河三角洲內的法軍科尼集群的動向。他們關心，一旦越軍主力西去，科尼會不會拼力進攻越軍的中央根據地？為此，他們派軍事顧問薛碧天前往靠近紅河三角洲的遊擊根據地，與在那裏主持工作的越軍將領朱文晉會合，判斷紅河三角洲法軍的動向。薛碧天認為在旱季到來之前，未見紅河三角洲法軍有較大行動的跡象。他帶給韋國清的無疑是個好消息。解除了中央根據地的後顧之憂，越軍316師于11月中旬首先向西北進軍。316師出動之時，這個師的中國顧問空缺，韋國清急電總參謀部，要求儘快派出一名有朝鮮戰場作戰經驗的師級顧問趕到越南，協助316師作戰。根據韋國清的要求，解放軍某師參謀長徐成功奉命入越擔任316師顧問(這個316師應該就是日後中越戰爭中被我軍全殲的316A師)。韋國清、梅嘉生、茹夫一會同武元甲、黃文泰和越軍作戰局局長何文樓、副局長陳文光、杜德堅等人，制定了新的作戰計劃。韋國清與武元甲議定，調整作戰計劃，整個西北戰役作戰分兩步走。先打萊州，再戰奠邊府。在進攻奠邊府時，需要增調步兵和重炮兵、高射炮兵以及工兵。
根據韋國清、梅嘉生的要求，在廣西邊境，為越軍運送彈藥的卡車日夜不絕；在雲南南部，由中國援助的大批糧食集中起來，運往與萊州、奠邊府最近的金平縣境內囤積。
12月6日，在胡志明主持下，越南勞動黨政治局舉行會議，武元甲作了《關於法軍在奠邊府空降後總軍委的作戰決心》的報告。羅貴波、韋國清列席了會議，對越軍總軍委的作戰方案進行了審議。這次會議批准了總軍委的作戰決心和計劃，並決定成立以武元甲為總指揮的西北戰役前線指揮部，成立以政府副總理範文同為主席的“中央前線供給委員會”，以保障戰役後勤。陳登寧受命全權負責西北前線的道路修築和後勤供應。
奠邊府位於越南西北部，緊靠上寮，是塊南北長約18公里、東西寬約6至8公里的盆地平原。法軍集團據點群就設在這塊小平原上，其北面、東面的據點構築在山頭或高地上，西面、南面的據點構築在平原上，共有49個據點，分為8個據點群，3個防禦分區。其中芒清中心分區為法軍指揮機關所在地，它的炮兵陣地、後勤倉庫、主要機場和2/3的兵力都集中在這裡；北分區包括芒清北面和西北面的獨立高地和板橋兩個據點群，與芒清中心分區東北之興蘭據點群構成奠邊府北面的屏障；芒清以南約5公里的航崗地區為南分區，設有機場和炮兵陣地，擔負從南面阻擋人民軍進攻的任務。法軍在每個據點群都建有多層火力配係，挖有縱橫交錯的交通壕，據點周圍設有40至200米障礙區，區內設有多層鐵絲網、電網和埋有稠密的地雷。
至3月初，法軍兵力增至近兩萬人，除配有步兵、傘兵外，還有兩個105榴炮營，1個155榴炮連，兩個120迫擊炮連，1個工兵營和1個坦克連，1個空軍飛行隊。法軍每天使用100至200架次飛機向奠邊府空運150至300噸物資。法、美一些高級將領都曾視察過奠邊府，稱之為“一個不可侵犯的堡壘”，是“東南亞的凡爾登”，憑其堅固的工事和眾多的精銳部隊，認為越南人民軍不敢向它進攻。印支法軍總指揮納瓦爾將軍揚言要“不惜任何代價守住這個據點”，要在奠邊府“碾碎越盟”部隊。
面對法軍如此強大的集團據點群，敢不敢打？怎樣打才能取勝？這是擺在人民軍領導和高級幹部面前不容回避的問題。為了拔除這一釘子，越南人民軍曾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其經過可追溯到1952年冬。西北戰役後期，法軍在那産集中10個營，形成集團據點群，人民軍攻擊未果，部隊傷亡較大。這一事實使中國顧問團認識到，越南人民軍的戰鬥力尚難以攻剋敵設防堅固的集團據點群，而法軍今後可能利用其空軍優勢，並以集團據點群來對付人民軍的進攻。因此，必須研究解決攻打集團據點群的辦法。
中國軍事顧問團認為，在對付法軍集團據點群的問題上，人民軍的主要弱點是攻堅戰術素質差，再加上炮兵火力不足，缺乏大口徑火炮和高炮，無法壓制敵炮火和對付敵飛機。針對上述情況，顧問團與越方研究後，採取了兩項措施；一是加強炮兵建設。經中共中央軍委同意，在中國境內為越南人民軍裝備和訓練榴彈炮、高炮和高射機槍部隊，以增強地面炮兵和對空射擊的火力。二是加強對部隊攻堅戰術的訓練，提高軍事素質。這兩項措施在西北、上寮戰役後，即已開始陸續討諸實施。
1954年1月上、中旬，越南人民軍增調的三一二師和三○四師的兩個團，在中國境內裝備、訓練剛剛完畢的榴炮、高炮和高射機槍部隊，以及人民軍原有的炮兵、工兵部隊，陸續抵達奠邊府周圍。中國軍事顧問團負責人韋國清、梅嘉生率部分顧問和工作人員隨人民軍指揮部同時抵達前線。由於前往奠邊府的路段尚未修通，部隊不得不邊開路邊拉炮。重炮一時無法進入預定射擊陣地，加之敵兵力續增，人民軍須作更加充分的準備，指揮部決定推遲原定一月下旬對敵發起攻擊的時間。
根據敵人屯集重兵、防守嚴密的特點，人民軍前指研究決定，變速戰速決為穩紮穩打，由週邊而縱深，一個據點一個據點地殲敵，待條件成熟後再實行總攻。這種打法可使人民軍始終處於主動地位，較有勝利把握，也符合中共中央軍委對軍事顧問團的指示精神。
越南人民軍攻佔奠邊府
195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軍委在致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的電報中指出：“攻擊奠邊府時，首先不要四面圍攻，平均使用力量，要以分割包圍的辦法，一股一股地殲滅敵人。”1月27日，在復韋國清關於改變對奠邊府打法的報告的電報中再次指出：“對奠邊府的攻擊，應採取分割包圍、一股一股地殲敵，每次大約殲敵一個營左右。只要能全殲敵四五個營，奠邊府敵可能發生動搖，或向南撤逃，或繼續增援。兩種情況均于我有利。”實踐證明，這種穩紮穩打、逐步殲敵的戰法，是符合奠邊府戰場敵我情況的。這種戰法被形象地叫做“剝竹筍”，一層一層地剝，一口一口地吃，最後全殲敵人。
為了統一作戰思想，提高勝利信心，人民軍前指于1954年1月24日和2月18日兩次召開戰前幹部會議，傳達和討論作戰計劃。武元甲、黃文泰兩將軍先後作了報告，中國軍事顧問團負責人韋國情和梅嘉生應邀分別在這兩次會上講話。他們以充分的事實説明敵人不斷失敗，人民軍日益強大；説明越南勞動黨中央和總軍委的作戰決心、戰役計劃是有充分根據的，是完全正確的，人民軍有條件有能力奪取這一空前規模的攻堅戰役的勝利；鼓勵各級幹部克服一切困難，打好這一硬仗，使人民軍大大前進一步。
至1954年3月上旬，人民軍包圍奠邊府已近3個月。在此期間，人民軍除增調部隊，加強包圍，進行各項攻擊準備工作外，還不斷地打退了奠邊府守敵的小規模出擊。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鋻於由蘇、美、英、法、中5國及有關國家代表參加的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將於4月間召開，向中國駐越軍事顧問團提出，在日內瓦會議討論印度支那問題之前，“為了爭取外交上的主動，能否與朝鮮停戰前一樣，在越南組織打幾個漂亮的勝仗”。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中國軍事顧問團研究後認為，為了配合日內瓦會議的談判鬥爭，必須盡最大努力，全殲奠邊府守敵。這時，包圍奠邊府的人民軍各項準備工作已較充分，攻擊奠邊府的條件已經成熟。經軍事顧問團與人民軍前指商討後，越方人民軍總司令部決定，3月中旬開始對奠邊府發起攻擊。
初戰能否取勝，對整個戰役的發展至關重要，而對從未打過如此大規模的攻堅戰的人民軍來説，影響更為重大。對此，中國軍事顧問團極為重視，本著初戰必勝的原則，幫助人民軍精心組織了戰役第一階段的作戰。
這一階段的作戰部署是：以三一二、三○八師于3月13日、14日先後攻殲奠邊府北面的興蘭和獨立山據點各一個營的守敵。各師的顧問組，遵照顧問團領導的指示，對各攻擊部隊從勘察到部署，從戰術到技術，從選擇攻擊點、集中兵力火力，到如何構築攻擊出發陣地，等等，都進行了具體的幫助。
3月13日晚，第三一二師兩個團並配以炮兵，經4個多小時的戰鬥，全殲興蘭據點守敵1個外籍步兵營。次日夜，第三○八師1個團和三一二師1個團配以4個炮兵連，又全殲獨立山守敵1個外籍步兵營，並擊退敵援兵1個營，殲其1個排。在兩次戰鬥中，人民軍首次使用了重炮火力，有效地壓制了敵炮兵，給守敵以重大殺傷，對配合攻擊起了重要作用。
興蘭和獨立山兩據點相繼被人民軍拔掉。奠邊府北分區的“鋼鐵堡壘”幾乎完全土崩瓦解。只有一個板橋據點像只瘸腿，搖搖晃晃地站在西角。其實，它的命運也已經註定。人民軍正挖掘塹壕，打好一條絞索，只等時候一到，就套住它的脖子。
人民軍首戰勝利，大大鼓舞了士氣，增強了奪取戰役全勝的信心。3月30日晚，開始了第二階段的作戰，對法軍指揮機關所在地的芒清中心分區之敵進行攻擊。作戰部署是：集中三○八、三一二、三一六師3個師的兵力和全部炮兵火力，攻殲中心分區東面各高地及機場北面之敵，以緊縮包圍，控制機場，斷敵空運。
戰鬥開始後，突破前沿比較順利，但進入縱深則發展甚慢，主要是敵人工事和火力構成嚴密，人民軍幹部缺乏應變能力，遭敵反擊後不能應付，使攻擊受挫，部隊傷亡較大。經一週戰鬥，共剋敵5個集團據點，殲敵3個多營，控制了奠邊府東面大部分重要高地，對芒清中心分區之敵形成了居高臨下的有利態勢。但對拱衛芒清的A1要點，由於敵人利用日軍佔領時期構築的坑道和掩蔽部進行頑抗，攻擊部隊無法對付，未能全部攻克。另一要點C1被攻克後，法軍組織反擊，也形成越法雙方各佔一半的態勢。此後，雙方進行了反覆激烈的爭奪戰。
中共中央軍委對奠邊府作戰的進展情況十分關注，于4月9日兩次致電顧問團長韋國清，對進攻奠邊府的戰術作了如下指示：第一，要協助越軍很好組織炮火，不要吝惜炮彈，我們會及時補充；第二，對敵南北兩集團，從中間切斷分割之；第三，對敵蓋溝可集中炮火分段分點逐漸摧毀；第四，打下一點後，迅即改造工事，鞏固一點，爾後逐段發展，緊縮包圍；第五，廣泛組織狙擊兵，限制敵人活動；第六，乘敵已動搖，展開政治攻勢。此外，中共中央軍委還根據軍事顧問團報告的情況，緊急從中國人民志願軍選調數名工兵幹部趕赴奠邊府前線，幫助人民軍部隊挖通向A1據點的坑道，準備用炸藥將其炸毀。
敵我雙方在進行著最後的激烈的較量。此間，美帝國主義為了挽救法軍在奠邊府的危局，緊急增援法軍100架轟炸機和戰鬥機，50架運輸機，並借給法國29架配有飛行員的C—119型運輸機。河內法軍利用這些飛機加強對人民軍陣地和交通運輸線的狂轟濫炸，加強對奠邊府守軍的武器彈藥和生活用品的空運，促使其繼續負隅頑抗。美國還派出兩艘航空母艦進入北部灣舉行登陸演習，並準備派遣B—29戰略轟炸機大規模轟炸圍攻奠邊府的人民軍，甚至還示意要使用原子彈，對越南進行露骨的威脅。
法軍困獸猶鬥，越軍困難增多。人民軍部隊傷亡較大；長期露營，體力消耗很大，病號增多；連續作戰數月，指戰員産生疲沓情緒；幹部中右傾消極思想抬頭，有些幹部責任心不強，積極性不高，擅離崗位，甚至不執行命令，謊報情況，等等。由於敵機狂轟濫炸和雨季到來，後勤運輸也日益困難。
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結合戰場的實際情況，中國軍事顧問團建議越軍前線總指揮部著重進行了以下幾項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主要是：
——召開幹部會議，總結經驗教訓，提高指揮能力。各師顧問組具體幫助所在單位進行戰鬥總結，改進作戰指揮。
——對傷亡大的部隊進行整補，調整與恢復組織。許多部隊利用戰鬥間隙，及時充實幹部，補充兵員，保持和增強了戰鬥力。
——繼續改造進攻陣地，修通各包圍部隊交通壕，進一步緊縮包圍圈。經過指戰員不怕流血流汗的艱苦奮鬥，戰壕不斷向前延伸，主壕、支壕縱橫交錯。
——組織部隊開展冷槍冷炮狙擊敵人的活動。各部隊很快組織起由射擊能手參加的殲敵小組，他們以冷槍冷炮消滅了一些敵人，打擊了敵軍的士氣，迫使敵人不敢在工事外面活動。
——開展政治攻勢，針對敵軍士兵多種國籍的情況，人民軍用擴音機以多種語言對敵廣播、喊話，效果頗好，常有零星偽軍、外籍兵和黑人士兵投降。
經過上述工作和激烈鬥爭，至4月下旬，法軍處境已十分困難，包圍圈被縮小到不足兩平方公里，整個集團據點群被分割成幾段，機場也被人民軍佔領一半，空投的物資相當一部分落到人民軍陣地。由於懼怕人民軍的狙擊，敵人整天龜縮在工事和地下室裏。地下室中傷員擁擠，遇有暴雨，更是狼狽不堪。法軍士氣極度低落。
5月1日夜，人民軍向法軍指揮所芒清西面和東面的週邊據點繼續攻擊，緊縮對敵人的包圍圈。經過激烈的拼搏，人民軍很快消滅了C1據點另一側的敵人，並相繼攻克505、505A據點。在西面，至5月3日，相繼攻克311A、311B據點。這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粟裕總參謀長致電顧問團長韋國清，再次指出：“軍委最關心的是集結于河內並受過訓練的傘兵，空降于你們的後方補給線上，扼要構築據點，截斷你們的交通，搗亂你們的後方，迫你們解圍，甚至造成紛亂。因此，望對後方交通注意防範，最好再能抽調一些兵力加強之，以防萬一。”
由於奠邊府週邊據點迅速被攻克，接應解圍的企圖已成泡影，法軍集中河內的傘兵除5月4日向奠邊府最後空投一個營以外，未再出動。這就為人民軍最後的強攻製造了有利條件。
5月6日晚，越人民軍總司令部發出命令，要人民軍向A1、州溫、那宏、506及芒清發起總攻。人民軍所有炮火，包括由中國裝備訓練、剛剛運抵前線的6管火箭炮向敵縱深齊射。巨大的威力震懾了敵人。這時人民軍挖的暗壕已抵近Al據點坑道，埋了一噸炸藥，戰鬥發起，一聲巨響，將坑道內的敵人全部炸死。州溫和506等據點亦相繼攻克，芒清失去最後屏障。
法軍見大勢已去，于5月7日14時，陸續打出白旗。法軍指揮官德卡斯特萊少將向人民軍投降，其參謀部人員全部被俘。當晚，駐守南分區航崗之敵2000余人南逃，至午夜也被全殲。至此，歷時55天的奠邊府戰役勝利結束。
奠邊府戰役戰果輝煌。共斃傷俘敵16200人，其中俘虜10900多人。計有法軍少將1名，上校3名，中校10名，少校27名。擊落擊毀各型號飛機62架，擊毀坦克4輛，繳獲重炮30門，坦克6輛，及大量其他武器和軍用物資。
法軍在奠邊府的慘敗，震動了法國朝野。法國政府下半旗為其在奠邊府陣亡的將士致哀。法國輿論發出一片抱怨聲。奠邊府戰役的勝利，使出席日內瓦會議的越南政府代表團不僅處在正義的反侵略者的地位，而且處在戰勝者的有利地位。奠邊府大捷有力地配合了日內瓦會議的外交鬥爭。使會議最終達成了實現印度支那和平的協議。
1954年7月22日，越南抗法戰爭勝利結束。同時，為加強越人民軍特種兵建設，中央軍委派出炮兵、工兵顧問組，幫助越軍裝備、訓練炮兵和工兵部隊。8月25日，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中國駐越南大使館。9月1日，中國駐越大使館正式成立，首任駐越大使羅貴波向胡志明主席遞交國書。
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撤銷軍事顧問團的決定和越方要求，1955年1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外交部聯合發出《關於撤銷駐越軍事顧問團和改派軍事專家的決定》，並指定王硯泉為專家組組長，國林之為專家組黨委書記。同時，彭德懷就撤銷駐越軍事顧問團一事函告武元甲，具體闡述了軍事顧問團的撤銷問題。信中説：“越南的和平已經實現，越南人民軍經過八年抗戰的鍛鍊，不論在作戰和訓練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並取得了相當豐富的作戰經驗，奠定了走向現代化正規化的良好基礎。為了適應上述情況，我們認為需要改變目前由中國派遣軍事顧問團的組織機構。如果人民軍尚有某些工作需要幫助，而我們又可能幫助的話，則改派專家性質的幹部前往進行幫助。”信中最後説，“根據您的提議，韋國清同志再去河內一個短時期，協助總軍委在北京所討論的一些必要工作。這些工作完成後，即請讓他返回北京。”韋國清攜彭德懷致武元甲的信，于1955年12月29日由北京抵河內，繼續幫助人民軍安排中、越、蘇三方在北京討論的工作。1956年1月13日，軍事顧問團又一批人員回國。韋國清在完成工作任務、並參加了人民軍高幹會議、聽取了越方對今後工作的要求和意見後，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于3月中旬，與最後一批顧問人員離開河內回國。
至此，中國軍事顧問團勝利完成援越使命，各項工作全部結束，顧問團機構撤銷。
四 同志加兄弟
哨所
密林深處見高山
雲霧山中哨所建
地監哨所責任重
提供“空情”把敵殲
哨兵“角色”是什麼
順風耳和千里眼
千米哨位少人煙
苦累生死拋一邊
值班放哨是天職
首長“耳目”記心間
壯士期盼傳捷報
但求‘和平“伴人間
革命戰士志氣豪
援越抗美把國保
美機膽敢來進犯
集中火力消滅掉
勤學苦練有硬功
身在疆場守領空
笑談大炮發了言
“空中優勢“倒栽蔥
這是當年抗美援越部隊中流傳的一首小詩，讀著它，仿佛看到了那熱帶叢林中的中國援越部隊英勇戰鬥的身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即開始從人力、物力上積極援助越南的抗法鬥爭。1950年，中國方面還應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的要求，向河內派出了軍事顧問團，具體協助越方組織和指揮了一系列重要的戰役。1954年7月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內瓦協議達成，越南抗法戰爭結束。當美國試圖取代法國，插足印支半島，大力扶植吳庭艷政權，加緊向越南南方滲透時，中國也繼續幫助越南北方迅速恢復凋敝的經濟，增強國家實力。從1955年到1958年，中國對越經濟援助已達11億元人民幣。
1959年初，越南勞動黨在二屆十五中全會上開始強調主動進攻的思想，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認為如果美吳集團挑起戰爭，即是越南統一祖國的機會。隨即加速派遣軍隊到南方作戰。翌年3月，越勞黨三大進一步確定了解放南方的戰略任務。此時，中國也開始熱情關注在南越開展武裝鬥爭的問題。1961年5月美國派出“特種部隊”進入越南，實際啟動了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面對越南南方的嚴峻形勢，1962年夏中國開始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裝提供援助，同時積極支援越南在南越發動大規模的武裝起義。中越同心協力，矛頭一致對美。
美國方面則關注來自中國和越南的共産主義威脅，擔心在南越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出現“多米諾骨牌”現象。既如國務卿臘斯克所反覆強調的：如果北京和河內捨棄南越地區，我們將打道回府；否則，我們就處於一種嚴重的局勢之中，就有一場真正的仗要打了。終於，1964年8月“東京灣事件”爆發，美國加速了將戰爭升級的步伐，于1965年初開始逐步派遣地面部隊及其附屬國軍隊進入越南南方，同時擴大空軍和海軍對越南北方的轟炸，將對越南的“特種戰爭”升級為一場局部戰爭。
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國開始了大規模援越抗美的進程。從1965年4月初越勞黨中央第一書記黎芛率越南勞動黨政代表團訪華時具體提出中國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隊的要求，中越雙方簽訂有關中國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隊的協議，6月中國以“支援部隊”的形式派出第一批軍隊入越始，至1968年3月止，中國先後入越的防空作戰部隊、鐵道部隊、國防工程施工部隊、築路部隊等共23個支隊32萬餘人。最高年份達17萬餘人。1964年至1969年，中國向越南南方提供的各種現匯共計約達1.8億美元。在軍事物資援助方面，中國于1965年到1976年期間向越南提供的槍、炮、槍彈、炮彈、艦艇、中型坦克和水陸坦克、裝甲輸送車、汽車、飛機、炸藥、有線電機、無線電機、軍服以及大量油料、被裝、藥品、衛生器材等軍用物資，約合人民幣42.6億元，可裝備200余萬人。
美國拍攝的越戰照片
1973年12月7日，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南方共和國臨時革命委員會政府、美國、南越阮文紹政府四方《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在巴黎簽署，越南戰爭結束。3月，侵越美軍開始撤出越南南方。中國繼續支援和援助進行統一南方的戰爭。1975年春，越南南方解放，越南實現了統一，贏得了抗美救國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中國對越南的無償軍事援助到這一年才逐步壓縮規模，至1976年停止。整個越南抗美救國戰爭期間，中國對越南的物資援助折價達200多億美元。
在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中國援助越南抗法、抗美、恢復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雲南省以其地理位置毗鄰越南而始終處於援助活動的前沿，與越南方面的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也更為直接和頻繁。1964年“東京灣事件”發生不久，毛澤東就曾在會見黎筍時提出，應在雲南蒙自地區修建一兩個大型機場，以備援越空軍的飛機無法在越降落時使用。表示要增調一個空軍師到南寧，半個空軍師到昆明、思茅，兩個高射炮師到南寧、昆明。雲南方面並應越南外交部的請求，準備在河內國家電臺被美國炸毀後代播越南節目。
翌年，隨著美國邁出擴大戰爭的步伐，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武裝力量進入到抗救國戰爭的新階段。此時，中共中央在決定加大援越力度的同時，指示雲南省委，除屬於國防建設或經濟、交通建設方面的成套項目，以及大量物資均由中央指定外經、外貿、軍委總參歸口統一辦理外，雲南方面要在本省或地方力所能及、財政上亦能平衡的基礎上，積極給越南以農林、水利方面的技術指導，積極支援對越方的作物牲畜等優良品種的供應，以及幹部和技術人員的培訓等等，以此幫助越南加強後方省份的經濟建設，支援南方前線的抗美鬥爭。其後，中國方面成立了援越聯合運輸工作組，雲南省接收組作為廣西憑祥運輸組的五個部門之一，參與援越物資統一運輸行動。1967年3月，為了加速援越物資的運輸，按照周恩來的指示，中國方面又從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抽調一個汽車團配備汽車500輛，由交通部編成中國滇桂汽車運輸大隊，在中越邊境執行專程運送越南在邊境地區所需的石油和當地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運輸任務。
1969年以後，根據毛澤東在會見越南總理範文同時提出的，可以將中國廣東、廣西、雲南、湖南四省區作為援越基地的意見，這四省區相繼成立了援越小組，並立即著手與越南的受援省份洽談援助項目。期中雲南省的援越小組共148人，負責老街、萊州、河江三省的陶瓷廠、電機廠、汽車修理廠、化肥廠、電力抽水站、土壤化驗室，以及水稻、玉米、水果、藥材栽培等援助項目的實施。四省區投入的此類專項援助用款，共計達人民幣2000余萬元。此外，在越南抗美救國戰爭期間，雲南省還設有越南空軍學校和訓練基地，培養越南飛行員；並接收越南學生和傷病員，為他們建立了學校和醫院。
1966年夏，黎筍率代表團訪華，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他們。會談自下午3點開始至8點，晚飯後又談到深夜，重點是談越南南方情況，談鬥爭策略，談鬥爭的困難和需中國解決的問題，有許多時間談胡志明小道情況，阮文靈、武志公都談到了胡志明小道上的困難，美軍使用化學、電子武器。使用定時炸彈、鋼珠子母彈等，不要説白天。就是夜間，車輛行駛的震動也常常引爆敵人撒下的地雷。
周恩來在會談中向越南同志重申了毛澤東的話：“是越南南方需要的，我們就優先供應。”
當年，我們的祖國為了支援和幫助北越政權奪取抗美戰爭的勝利，對其進行了舉世罕見的無私援助，從軍火到棉被，從多得用來做工事沙包的大米到犧牲眾多的防空部隊工程部隊。同時我國在文化戰線上也是不遺餘力的聲援和鼓勵北越人民，其中我們連續發了三套郵票支援越南
周恩來曾多次強調：“要把援助越南南方的問題，看作我國援外工作中頭等重要事情。”他對運往越南南方戰場的武器裝備的包裝，具體要求有關部門：“要便於輸運、便於攜帶、便於使用、便於隱蔽。”針對越南人的身材和體力，提出：彈藥包裝每箱最大重量也不能超過25公斤，大米包裝備袋50公斤。
越南南方部隊身上穿的、攜帶的基本上都是由中國提供的。毛澤東在夏日，還想起蚊蟲叮咬，特地囑咐有關部門：“一定要為越南戰土配備蚊帳！”“給他們制做的壓縮乾糧要份量輕，營養好……”
當時，中國為了滿足越南救國戰爭急需，還專門研究生産了專打直升飛機20毫米的高射炮、為汽車通過彈坑而鋪設的輕便橋、排除磁性炸彈裝置、燃燒鋼珠手榴彈等。
在援越抗美期間，中國向越南提供了數量大、品種多、範圍廣的武器裝備，僅在1970年至1972年間，中國向越南提供坦克300多輛，為前20年援越坦克的5倍。坦克、大口徑火炮，中國一時生産不出來，就從人民解放軍部隊裝備中抽調。還向越南提供了3000公里的輸油管全套設備、8萬件避彈衣，這些都是在中國國內緊急動員下，加班加點趕制出來的。這一批批援越物資，大都通過胡志明小道，通過穆嘉山口，運到了越南南方。
1975年，越南在全世界各國朋友和人民的支援下，在南方發動了規模巨大而又淩厲的春季攻勢，打垮了美國一手扶植的阮文紹——阮高其傀儡政權的反動統治，解放了南方，統一了祖國。中國政府和人民為之歡欣鼓舞，熱烈祝賀越南政府和人民取得的輝煌勝利。勝利來之不易，勝利是用鮮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
當越南軍民歡慶勝利的喜悅時刻，中國援越軍隊已經班師回國，不聲不響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而壯烈犧牲在越南國土上的親密戰友、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卻安眠在異國他幫。
越戰中美國“福萊斯特”號航空母艦爆炸瞬間
這是在萊州的中國援越軍人墓地之一，建於1968年6月。紀念碑上書：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援越抗美烈士永垂不朽。同樣的墓地在奠邊府，沙巴等地也能看到。好在越南人並沒有在79年戰爭中破壞他們
越南軍民是懷著依依惜別的深情歡送中國軍隊凱旋的。中國32萬軍隊援助越南抗美救國戰爭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在越南人民中廣為流傳，並深深地紮根在心底。這一宏偉的戰鬥業績和譜寫的友誼凱歌，將永遠載入中越兩國關係的史冊。
可誰又能想到，幾年之後，這支部隊又來到了越南的土地，不過這次他們不是作為朋友來的，而是作為懲罰者，來收取越南欠中國的血債。
五 反目成仇，出兵懲罰
越南在1975年抗美勝利、南北統一後，在我南沙、西沙群島就開始進行武裝侵略挑釁，佔領我島嶼十多個。1975年9月，面對越軍的挑釁，中國陸軍在海軍、空軍的掩護下，一舉收復西沙島嶼，大快人心！越南在海上的失敗，又轉向了陸地邊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釁，人民被刺痛的心發出的哀號，終於迫使中央下定決心於1979年進行大規模懲罰越南。消息傳出，世界為之一震！人民為之一震！早就應該這樣了，一時間民心大快！
解放軍海軍南海艦隊，為輸送、掩護陸軍分隊收復被越南軍隊侵佔的島嶼，並準備打擊可能再次入侵的越軍艦艇，迅速調集各型艦艇15艘，載運陸軍4個步兵連，于20日8時以前，分批抵達永樂群島海域。9時35分，步兵分隊由海軍艦艇和漁船輸送並在海軍航空兵掩護下，向被南越軍隊侵佔的甘泉、珊瑚和金銀三島逐島發起攻擊，至13時45分收復三島，全殲入侵的越軍。
在抗美援越期間，我國為支援越南，還曾借給越南一個小島供越南使用，但越南戰後也不歸還我國，我國有關部門催其多次，竟充耳不聞。周總理與胡志明在此協議上簽了字，至今強佔不還。
可見，國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永遠是至高無上的，在這方面不會因為“同志加兄弟”而讓出一寸。越南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
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揭開中美關係新的篇章。中美兩國從此開始醞釀關係正常化。這對當時仍與中國和好而與美軍交戰的越南來説，卻無疑是個壞消息，因為這將意味著中國將有可能減少甚至終止對越南的支援與援助。
1973年，越共中央委員、越南祖國戰線中央主席團主席、越中友協會長黃國越在答日本記者問時開始毫無根據地攻擊我國的外交政策，説什麼中國邀請尼克松訪問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大國間的行動有時會犧牲小國，把它壓垮”。日本記者迅速利用先進的新聞媒介，將黃國越的講話要點散發到世界主要大報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但越共對西方的報道竟沒有任何否認的表示。
而在此時，越南方面仍無理地要中國給予援助。越南總理範文同致信中國，提交了一份對越援助的鉅額清單，我國無力，也沒法滿足越方的要求。1975年，周恩來總理在重病中還曾對越南領導人説：“在戰爭期間，你們最困難的時候，有很多東西，我們是從部隊中抽調給你們的，為了支援你們，我們盡了很大努力。現在在援外方面，援越總金額仍佔第一位。你們應該讓我們緩一口氣，養一養。”越南心中不滿，越南這種貪得無厭的心態昭然若揭，轉而全面投向蘇聯（現在看來，真有點象寓言：農夫與蛇）。
1976年，越共中央委員、黨報總編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黃松又對一個叫埃裏克·皮埃爾的瑞典記者發表了對中國有敵意的談話。他説：“在越戰期間，中國和蘇聯盡力幫助北越，這對越南來説，是重要的。現在，越南不再需要執行這一政策了。誠然，越南同中國這個大國的南部接壤，這種鄰國關係既有積極方面也有消極方面。無論如何，來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壓力必須消除。因此，今天同蘇聯的和睦對越南來説，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蘇聯強烈地希望削弱中國在世界的這個部分的影響。”這一點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這清楚地表明，1975年越南抗美戰爭取得勝利後，迅速地倒向了蘇聯的懷抱，地區霸權主義野心與蘇聯全球霸權主義緊密吻合，在1978年12月，發動了侵略柬埔寨的戰爭，在與我邊境加緊修建軍事工事，不斷排華、侵擾我邊防軍民，特別是在老山地區，由於軍事地形的重要性，將國界碑轉移至我國境內，由此破壞了”越中情誼深，同志加兄弟”的中越關係。
中美關係正常化對蘇聯來説，也是一大壞消息。在中美蘇大三角中，中蘇自六十年代末交惡後，從此成為死敵。中國也從此成為“孤家寡人”，環顧四週，並無一個朋友。蘇聯原本想利用越南達到對中國在戰略上實行全麵包圍，形勢對中國極其險惡，而忘恩負義的越南也正有作其走狗的想法，趁著有蘇聯的撐腰，和抗美勝利的鼓舞，再趁中國文革混亂之機，從中國大撈一筆領土。
老一代中國領導人當然看到這一點，尤其是同越南關係逐漸惡化，越南投靠蘇聯傾向逐漸明顯的情況下，如何突破戰略上的不利形勢以達到對抗蘇聯的目的，就日益成為中國的迫切需要了。
另一方面，美國在越戰中日益不利，失敗已成定局，心雖不快，也數無奈。通過朝戰和越戰，使美國了解到了新中國的力量和在地區事務的份量，美國國內開始有人主張同中國全面發展關係，以謀求在亞洲地區實現和平，同時對蘇聯在亞洲勢力擴展進行遏制。而這一點，竟然同中國的利益驚人的一致，因為中國就是需要尋求這樣的戰略盟友”。共同利益使中美一拍即和，接下來就是基辛格秘密訪華，中美開始關係正常化及建交談判不一而足。中美接近對越南、蘇聯無疑構成重大威脅。蘇聯加速拉攏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蘇聯，並在南北統一後，立即開始了反華的舉動。對內大加迫害華僑華人，對外頻頻搔擾我邊境，打死打傷我邊民及邊防軍，入侵我國土拆毀我界碑。中國政府一向以和為貴的主觀願望對其所行盡力忍讓，更進一步強化了越南的自信和野心。然而，中國並非無能之輩，暫時忍讓僅僅是由於時機未近成熟，不便大動干戈。當時機來到，便給予越南狠狠的教訓，這是後話。總之這印證了這樣的話：在國際關係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各國都是以本國利益為重。利益永遠是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重要軸心。
1979年中美建交，鄧小平隨後立即訪美，被問及對越政策時，胸有成竹地説：“小朋友不聽話，該打打屁股了！”其實大軍早就嚴陣以待，只等一聲令下了！
1984年4月28日，老山主峰。插旗的解放軍戰士，在那一刻其實已經犧牲了
對越作戰可以説是鄧小平高超的駕馭世界政治的雄才大略之傑作。今天完全可以説是“一石多鳥”。從大的方面來説，有以下幾點：
第一隻鳥：維護了領土不丟的尊嚴；
第二隻鳥：敲山震虎，從一個側面狠狠地震了震前蘇聯；
第三隻鳥：圍魏救趙，牽制了越軍，給柬埔寨減輕了軍事壓力；
第四隻鳥：徹底打擊了越南在抗美勝利後的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
第五隻鳥：使解放軍在經受文革動亂後的作戰能力得到徹底的檢驗和鍛鍊，促成了軍隊的改革，加速軍隊的現代化；
第六隻鳥：使壓庫的彈藥得到消耗，新設計的陸軍輕重武器得到實戰的檢驗；
第七隻鳥：文革甫定，百業待興。中國人民急需強化凝聚力以便進行國家重建。而戰爭無疑是凝聚民心的靈丹妙藥，一則振奮民心，一掃文革內亂的穢氣，二則顯示國威軍威；
第八隻鳥：間接地為美國人出了口惡氣，美國當年許多政客暗暗高興；
第九隻鳥：告訴世界，中國的陸軍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之一，美陸軍依靠航母和直升機、轟炸機在越南作戰十年，竟無功而返，含羞離去。中國陸軍只用了19天的功夫，就佔領涼山，自涼山以南，就一馬平川，無險可守。自古越南叛亂，若中國大軍破諒山，越南王即自縛請降。
79年對越之戰對我影響之大超過歷次衛國戰爭，眾所週知的原因就不多講，光就其慘烈程度就直逼朝鮮戰爭，儘管朝鮮戰爭我軍傷亡將近60萬人，對越只傷亡2萬6千，但60萬人多半傷亡于美軍優良裝備之手（美軍佔有空中優勢）。我軍對美軍步兵作戰素質向來蔑視，對其戰法也呈批判態度。事實上，志願軍當年贏得韓戰勝利，一半靠我軍優良的戰鬥素質、大無畏的獻身精神，一半靠志願軍高出對手一籌的戰法，美軍始終沒有很好的應對戰術，更不要説從戰法上超過志願軍。但對越作戰，使得我軍首次面對一個與自己曾經如此相似，不論是歷史還是現實，不論是軍事作風還是戰鬥素養，不論是意識形態還是人文思想。
中越在79年的戰爭中讓雙方更真實的認識了對方，用血流成河來描述這場邊境戰爭決不誇張，這場不平衡的戰爭讓我們付著不平衡的代價。當我們滿腔怒火義憤填膺要懲治忘恩負義的敵人時，事實上，被超級大國武裝到牙齒的敵人並不象我們想像中那樣軟弱。從戰爭的開始一個星期2萬人的傷亡數字上就要可以看出我們要教訓的敵人並沒有象我們想像中那軟弱，俯首是從的讓我們教訓，當我們背著半自動步槍和草帽(有圖片顯示有戰士沒有配備鋼盔)要教訓用清一式衝鋒槍，被超級大國武裝到牙齒的敵人並不是很容易的。我們的代價不僅僅是在落後的武器與日新月異的現代武器的差距上(僅以蘇聯為越南最新裝備的彈道測距雷達讓我們的炮兵付出的代價為例)，血的教訓告訴我們現代戰爭需要現代作戰的理論和思想指導。從許多軍事報導和軍事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場已經進入八十年代的現代戰爭中，居然有許多士兵用血肉身軀滾地雷堵槍眼，懷抱炸藥包炸碉堡的感天動地的英雄事跡。作為軍人，應該為他們捨身忘死，英勇殉國而感動。但作為對這場戰爭勝利代價的評判，我們不得不多一些遺憾。事實上這是一場代價巨大的戰爭。根據常規的攻守1：4傷亡比例來看，我們從官方公佈的敵方傷亡人數可以判斷我們的傷亡應該是在5至6萬人之間。僅僅是一場16天的戰爭，如此高的傷亡讓我們對勝利的評判應該多一些冷清和理性的認識。而在戰爭中我們暴露的落後的現代戰爭理論讓我們應該對現代軍事理論有一個全面的清醒的認識。我們思考得更多的應該是：傳統的高速穿插運動戰，在現代精確炮火的新的防禦體系下，是否有效？快速穿插運動的先頭部隊于無法快速跟進後勤保障之間的矛盾是否影響戰爭的進程？快速進攻的部隊在得不到強大炮火支援下的進攻得與失是否平衡？沉重的代價得到的不平衡的勝利，不僅僅是軍事愛好者討論的話題，更應該是現代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指揮者需要解決的迫在眉睫的問題。
作為一個堅決反對軍事入侵和軍事佔領，反對以霸權強權政治以強淩弱的的社會主義國家，它發動的自衛反擊戰爭與強權入侵，軍事佔領和掠奪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不以經濟利益為目的，僅僅是懲治霸權和反對軍事侵略為目的，為支援兄弟國家不受強權欺淩，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拋開政治和經濟利益，但從純軍事角度反思這場戰爭，我們應該有許多得與失，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